鼎 2006年 夏季號 第26卷 總第141期 中梵建交未見坦途




中梵建交前路仍多考驗【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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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琪,聖神研究中心執行秘書,本刊執行編輯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日至五月七日之間,在中國大陸上共舉行了四次天主教主教祝聖禮,當中蘇州教區徐宏根主教及瀋陽教區裴軍民助理主教均獲教宗任命,普世教會深慶得人。

        然而,馬英林神父在雲南省昆明市及劉新紅神父在安徽省蕪湖市舉行的主教祝聖禮,均屬未經教宗認可的擅自祝聖事件,觸發了嚴重的教會紀律問題。

        基於事件對教會造成的傷痛,教宗本篤十六世已於五月四日發表嚴厲聲明,強調涉事者面臨《天主教法典》第1382條的處罰。《法典》第1382條的全文為:「主教無教宗任命祝聖別人為主教,及被其祝聖為主教者,均處保留於宗座的自科絕罰。」

        事實上,馬英林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下旬曾親自向羅馬教廷申請,要求批准成為昆明教區的主教。據悉教廷已盡快為他進行資格審查,期間詢問了國內及海外不少人士的意見,其中評價有正面亦有負面;也有些評價是含糊不清,需要進一步諮詢及澄清;有關的資料正在整理中,教廷尚待更多資料以決定是否給予許可。馬英林未待教廷公佈結果時,便擅自舉行祝聖禮,是十分可惜的事。

        馬英林的情況就如一名賽跑選手,在進行比賽途中,突然自己跳上頒獎台,宣稱自己是比賽冠軍。由於他實際上沒有完成「賽事」,不管他之前是領先抑或落後,他的「冠軍身份」肯定是不合法的。

        至於劉新紅的事例,則更是明明白白地違反教廷的紀律。劉新紅於二零零五年底向教廷申請批准出任主教。教廷在多方諮詢之後,決定劉新紅目前不適宜出任主教,但並沒有否定其作為教區長的職務。這可以反映出教廷已盡最大可能為安徽的教務作出安排。劉新紅既向教廷申請,就應該尊重教廷的結論,現時劉新紅對聖座的冒犯,正好顯出他實在不適宜出任主教。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成員一再表示,中國內地有四十多個教區欠缺主教,所以有迫切需要祝聖主教。不過,我們應該明白到,欠缺主教並不能成為草率行事的藉口。正如一個地方欠缺醫生,我們不能就以醫科一年班學生充當正式的醫生。他們可以協助處理一些基本的醫療問題,但長遠必須等待正式的醫生進駐。

        筆者個人相信,愛國會及一些宗教局的幹部很希望藉這些小動作,製造既成事實,以鞏固個人利益。然而,他們的個人所得,卻破壞中梵建交的進程,直接損害到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相信這也不是中國中央政府所樂見的。

        非法祝聖事件引證了教廷外長拉約洛總主教於今年三月份接受傳媒訪問時所說,「從中國傳來的有矛盾的標記。我們有這樣的印象,最高當局有調整關係的意向,但在中層有『阻礙』的人。」

        聖父已經發言,就教會內的紀律問題,我們希望這些痛苦的事件盡快過去。宗座期待與中國政府當局發展良好的關係,基本的目的是促進宗教自由。對於這一點,拉約洛總主教有一個非常好的註釋:「宗教自由當然是基本人權:它觸及一個人最重要和親密的關係,也就是與天主的關係;它不可受任何執政者的約束。」這份特殊的關係,也許無神論者需要花一段長時間才可能真正理解到。

        在外間,不斷有傳言指出這些祝聖者是衝著陳日君樞機而來。筆者看來,這是純屬臆測而已。假如這真是中國宗教管理當局的策略,則可以說這些策略是徹底的失敗了。這些行為誠然惡劣,但卻完全不能損及陳樞機一絲一毫,海外人士,無論教會內外的,對陳樞機的重視有增無減,相信這是「始作俑者」所意料不及的。

        事實上,自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二月份宣佈任命陳主教為樞機,並於三月二十四日正式授予紅冠以來,中國政府及外方部方面,對陳日君主教獲得擢昇樞機一事,發言十分謹慎,在中立當中帶有正面的期望。中央政府對未來中梵發展抱持正面態度,這當然是我們所樂見的事。

        香港教區得天獨厚,成為中華大地各教區中,唯一擁有兩位樞機者。然而,這並不代表中梵關係在未來就一片坦途。當中變數依然不少,有幾件事更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第一,中共中央不太願意見到陳主教獲得認同;而梵蒂岡亦知道中共中央的想法。晉昇樞機一事正好反映出教宗本篤十六世對陳日君主教的充份支持,這亦顯示出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作風,是盡量不考慮俗世政治力量的影響。

        其次,中共高層不喜歡陳主教的作風,但對陳主教的意見卻予以高度重視。政府中層的幹部喜歡應聲蟲,因為方便行事;但陳主教作為另類聲音,卻使到中央不能不予正視;同時,陳主教對種種事件的看法,亦令到中央政府能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事物。

        中央政府對民間人士的底線只有一條,就是維護祖國統一。這一點是中共中央與陳主教完全一致的。陳主教比任何人都更加對祖國統一有所貢獻,他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經已促進海外人士對祖國大陸上的認同。

        再者,陳樞機的作風,也許的確令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感到頭痛,而且帶來壓力。但另一方面,陳主教的言行,也反過來成為一國兩制的典範。中共中央對陳主教的容納,正好展示了一國兩制的獨特之處,為台灣的統派帶來支持,對台灣島上質疑「一國二制」可行性的人士,正好是當頭棒喝。

        在羅馬,陳主教領受樞機紅冠期間,隨團的香港教友帶了一面極大的國旗及一面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聖伯多祿廣場上紅旗飄揚,這還是數十年來首次。陳樞機對祖國的熱愛,相信再沒有可以質疑的了。

        陳主教所爭取的,與教廷所期望的,最終就是中國社會的全面宗教自由。這份自由其實也是中央政府所認同的,只不過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陳主教的努力,正好令到中央政府不能忽略地方上種種對宗教人士的侵權行為。能夠清理這些地方上施政的惡疾,對教會、對社會以至對中央政府,都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事。


林瑞琪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三日「中華聖母」大瞻禮慶日
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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